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国企改革，导致几千万工人失业，其中有一个让几千万下岗工人最不认可的说法：国企的工人偷奸耍滑不好好工作！ 现在很多95后、00后的朋友，可能对“下岗”这个词没啥概念了。但在二十多年前，这俩字儿的分量，能压得一个家庭喘不过气。 那时候，一股叫“国企改革”的大潮正席卷全国。目标很明确：提高效率，甩掉包袱，让那些常年亏损、靠国家输血过日子的老国企活过来。方向没错，但过程中的阵痛，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几千万普通工人身上。 这场阵痛里，最伤人的不是丢了饭碗，也不是收入骤减，而是一种说法，一种把脏水泼到工人身上的论调：“国企就是被这帮懒汉搞垮的，他们偷奸耍耍滑，不好好干活！” 说国企工人“懒”，这事儿得看跟谁比，怎么比。 你要拿现在互联网公司“996”的标准去套，那他们确实“懒”。那时候的工厂，八小时工作制，到点下班，周末双休，还有工会发电影票，组织疗养。但这不能叫懒，这叫时代的工作节奏。 我邻居有个王叔，是当年本地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八级钳工。啥概念？那手上功夫跟绣花一样精细，外国专家来了都得竖大拇指。他跟我说，他们那代人，对工厂的感情，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。 “我们是跟着共和国一起长大的，厂子就是我们的家。” 王叔喝了口茶，眼神有点飘忽，“刚建国那会儿，啥都缺，我们加班加点，不为钱，就为给国家造出争气的东西。那时候提的口号是‘当好国家的主人翁’，谁敢偷懒？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” 他说的是实话。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支撑起中国工业基础的，就是这批人。他们响应号召，把青春、汗水甚至健康都献给了工厂。那时候，一个技术过硬的工人，社会地位和荣誉感，比现在的很多白领都高。 问题出在哪了呢？ 到了九十年代，市场经济的大门一开，很多国企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玩了。过去，他们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生产，不愁销路。现在，得自己找市场、搞营销、抓质量、控成本。一套全新的玩法，让习惯了“大锅饭”的国企措手不及。 技术设备老化、管理体系僵化、人员冗余……这些都是事实。很多厂子连年亏损，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。 但把板子全打在工人身上，这公平吗？ 工人们按时上下班，完成车间主任分配的任务，这有错吗？他们没有决策权，决定不了厂子要不要引进新技术，也决定不了厂子的经营方向。他们就像一颗颗螺丝钉，被牢牢地拧在计划经济这部老旧机器上，当机器要被拆解时，最先被扔掉的，就是这些锈了、却也曾无比坚固的螺丝钉。 说他们“偷奸耍滑”，更是冤枉。当工厂接不到订单，几个月不开工，工人们在车间里除了打牌聊天还能干啥？这不是他们主观想懒，是客观上没活干。这种无奈的“清闲”，最后却成了他们“懒惰”的罪证。 就在社会上对下岗工人的非议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一位老将军站了出来。 他叫杨成武，开国上将，打过飞夺泸定桥那样的硬仗。1997年，这位83岁的老将军早已退休，本该颐养天年。但当他看到报纸上关于下岗工人的报道，以及社会上那些刺耳的议论时，他坐不住了。 老将军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：“让工人自生自灭，我不同意。” 杨成武一生信奉的，就是共产党离不开人民群众。他觉得，工人们为国家建设流了一辈子汗，现在国家发展遇到困难，不能把他们当包袱一样甩掉。 杨成武的发言，像一块巨石投进舆论的湖面。它让全社会开始更严肃、更具同情心地审视下岗问题。许多人才反应过来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社会良心问题。 根据后来的统计，从1998年到2004年，全国累计有超过三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这背后是三千万个家庭的生计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转折。 在那个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年代，下岗几乎等同于“断粮”。当时很多城市街头，突然多出了无数修鞋的、卖早点的、蹬三轮车的小摊。摊主很多都是原来工厂里的同事、邻居。他们放下了昔日的体面和尊严，只为挣点钱养家糊口。 刘欢那首《从头再来》为什么能火遍大江南北？“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”，唱的就是这代人的心声。他们没有选择躺平，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，努力地“从头再来”。 那些指责他们“懒”的人，应该去看看他们凌晨四点在寒风中出摊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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